“今年以来，有3161家公司披露了为减少碳排放所采取的措施及效果，家数占比超过全部上市公司的六成。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这个比例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处于领先水平。特别是，648家上市公司不同程度披露了碳排放量的情况，其中近500家详细披露了范围一和范围二碳排放量，迈出了从定性披露到定量披露的关键一步。”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郭俊在近日举办的首届中国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公布了这一数据。

 

据了解，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引导和鼓励下，我国大部分企业已经意识到减碳的重要性。然而，企业在减碳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需要高度重视。

 

“当前，境内外各类机构发布了不少可持续信披相关的标准和准则，为上市公司做好可持续信披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同时，纷繁杂乱的规则加大了上市公司的遵循难度。” 郭俊指出，“据调查，超过60%的上市公司都期待更为具体、权威的信披规则。”

 

本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不少企业在减碳方面以国际标准SBTi的要求为自身设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并进行披露。但相较于发达国家企业，国内大部分企业低碳转型起步较晚，如何帮助企业，尤其是想要对标国际标准（例如SBTi）的企业去科学地减碳，值得探讨。

 

2021年12月，生态环境部于印发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企业必须对碳排放数据加以公开。

 

但根据《2021中国上市公司碳信息透明度》，企业主动披露的碳信息内容参差不齐，缺乏统一标准，多数上市公司披露的碳信息没有经过独立第三方来进行审计，其披露的信息实用性低、可信度存疑。

 

根据国内金融信息及软件服务平台万得（Wind）数据库（以下简称Wind）收集的信息，截至 2022 年年底，披露碳排放总量的 A 股上市公司不到 400 家。除了监管较严的金融行业披露之外，而其他监管不太严格的行业自主披露的表现都不太理想。

 

“从整体来看，普遍存在自主披露率较低、自主披露个数较少的现象，上市公司对碳信息的披露缺乏主动性，在信息公开内容、公开形式和公开渠道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自主权，披露工作表面化、形式化，甚至有些公司在年报或环境报告中对于碳信息的披露从未更新”。Wind显示。

 

“虽然，我国正不断加强气候治理的力度和深度，但碳排放管理体系仍不够完善，与经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很多国内企业还没有感受到来自法律、市场、社会等方面的足够压力和激励，因此，对减排目标的重视程度有限。” 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ESG中心主任施涵博士告诉本报记者。

 

“在与企业交流研讨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很多企业在碳核算和碳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也比较欠缺。” 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创始人、主任马军指出。

 

对此，清碳技术(无锡)有限公司CEO崔伯龙也表示认同。据崔伯龙介绍，很大一部分企业不太了解自身的碳排放情况，碳排放核算和报告能力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

 

施涵则进一步指出，我国企业没有长期和系统的减排规划经验，很多国内企业尚未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和气候风险，制定长期（至少到2030年）和系统（涵盖范围1、2和3）的减排目标和行动计划，也没有将减排目标与自身的经营管理、技术创新、产品设计等方面相结合，形成一个内部一致和外部协调的减排体系。因此，企业不仅自身在减排目标的监测、评估和报告机制方面尚不完善，缺乏对自身碳目标实现情况的及时反馈和调整；也没有将减排目标与自身的绩效考核、薪酬激励、社会责任等方面相挂钩，缺乏对实现碳减排目标相关方的奖励和支持。

 

据了解，目前，我国并没有一个权威的碳排放管理方法，这都需要相关协会或有关部门去推动建立。此外，从政策上来说，我国碳信息披露和监测机制还有待完善。施涵认为，未来，应建立起对未能履行承诺的企业进行追责的惩罚机制，既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又能确保行业的整体进步。

 

减碳需要成本。以加入SBTi为例，马军说，前期需要对企业碳排放进行摸排，设定目标还常常要请相关咨询机构帮助，这个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碳核算与目标设定等前期咨询费用，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成本是比较高的。

 

不过，从通过SBTi的中国企业的情况来看，恰恰是中小企业比较容易通过SBTi认证。据隆基绿能可持续发展高级经理汪子阜介绍，目前，通过SBTi认证的中国企业中，中小企业的比例也相对比较高，因为SBTi要求企业在范围1、范围2、范围3碳核查的基础要非常扎实。中小企业上游供应链比较少，相关数据没那么复杂，做好碳核查，设计好减排方式和目标，很容易审核通过。

 

为协助更多企业对标国际标准时高效低成本地开展减碳工作，蔚蓝地图网站推出了数字化的“中国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平台”，免费帮助企业开展碳排放核算和披露工作。

 

“‘中国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平台’能够让企业在选择是否对标国际标准减碳时，对企业的碳排放先进行一个核算，做到对企业碳底数心里有数，然后再考虑能不能做出科学碳目标承诺。” 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气候与能源项目总监马莹莹介绍说，这一步很重要，以往企业需要找第三方碳咨询机构去帮助企业核算和评估，但这种数字化的碳核算解决方案可以在前期帮助企业减轻减碳负担。

 

崔伯龙也指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工具平台及管理软件，作为核算工具可以帮助企业去核算自己的碳排放量。很多工具也都是按照国际标准和准则来进行核算的，国际社会基本上都是认可的。

 

施涵认为，对很多中国企业来说，设定科学的碳目标是一个新领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企业还需根据不同行业和地区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基准年、基线情景和减排路径，以确保目标符合《巴黎协定》所要求的全球温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实现这些目标，未来还需要数字化技术支持和专业的咨询服务。

 

根据近日发布的《中国百家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2023）》，2022年度，上榜的百家上市公司二氧化碳排放量合计约50.48亿吨，接近当年中国碳排放总量的一半。这些碳排放大户应该如何科学地设定碳目标？

 

尽管对标SBTi之类的国际标准，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设定减排目标，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行动，对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持续有效的保障，展现企业在ESG领域的竞争力和责任感，但在马军看来，发展中国家开发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减排目标方法论也尤为重要。

 

正如郭俊所说的，超过60%的上市公司都期待更为具体、权威的信披规则一样，在碳排放目标设定和行动计划方面，企业也需要一套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方法论。

 

“这需要利益相关方去合作，不同发展程度和发展阶段的国家，减排责任也不同。我们应该基于发展中国家全球生产供应链的中心这样一个视角，去联合其他的全球南方供应链国家地区一起去设定，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 马军说，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承担的全球产业链分工和角色也不同，中国很多企业承担了碳排放更重一部分，也就是产业链上游的工作。这一部分的减排应该最后形成一个自身的科学合理的减排目标设定方式，避免供应链企业陷入两难的境地，即要么贸然接受一个“科学的”但可能达不到的目标，要么就因没有权威科学的指导标准而无法设定符合实际的目标。后者会导致企业难以通过设定目标来引导自身有效开展减排工作。

 

据了解，全国人大代表、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在今年两会上也曾指出，我国的全球化企业和出口型企业面临着多重风险和挑战。由于全球ESG监管趋严，国际ESG评级体系存在局限性，中国企业的国际品牌声誉、海外业务拓展机遇和获得海外投融资的机会受到较大影响。因此，建议推动建立中国特色ESG国际标准和生态体系，引领中国企业走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施涵看来，我国企业应该正视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要求，既不能盲目拒绝，也不能盲目追随。

 

“一方面，我国企业应该认识到国际标准要求是一种机遇和动力，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自身的减排水平和能力，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和社会信誉；另一方面，我国企业也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参与国内外各种形式的减碳合作、搭建交流平台，并与政府、社会、同行等各方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协调关系。通过合作与交流，我国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和支持，也可以分享更多的经验、成果和智慧。”施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