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上任首日就签署行政令，让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并在慕安会上宣称“美国回来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3日发表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美国外交八大优先事项之一。然而，宣告“回来”是一回事，真的“回来”又是一回事。曾担任奥巴马政府能源高级顾问的杰森·博道夫（Jason Bordoff）撰文指出，拜登政府若要兑现气候承诺，不仅要制定具有雄心的减排目标，还需要推动两党合作。文章摘要如下：

拜登政府需制定有雄心又可信的2030年减排目标

虽然很多世界领导人欢迎拜登重返《巴黎协定》，但他们对于拜登政府必须取得的成果抱有很高的期望，特别是经历了特朗普政府在过去四年中阻挠气候治理之后。4月份拜登政府将迎来挑战，届时美国将宣布203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即国家自主贡献(NDC)。拜登政府的NDC既要有雄心，又必须可信。

在2015年的谈判中，奥巴马提出，到2025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较2005年减少26%至28%。然而，美国至今并未实现这一目标。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要求拜登政府宣布一个新的NDC，包括2030年的减排目标等内容。要让国际社会认为这是个有雄心的目标，2030年的排放量需要比2005年的水平降低近50%。到2030年减排45%至50%的目标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拜登宣布了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如果按这一路径直线发展，恰好在2030年实现减半；第二， 2018年联合国报告显示，为避免气候变化带来严重后果，到2030年有必要减少约一半的排放量。此后，许多国家都提高了自己的减排目标。

 

在设定2030年减排目标时，拜登政府必须将雄心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拜登政府面临的问题是，仅提出宏大的数字是不够的，减排目标还必须具有可信度，即有一个现实的政策框架来实现目标，而这需要民主党与共和党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目前，美国有三种可能的政策手段来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

首先，现行法律赋予行政当局采取许多重大行动的权力，如监管车辆和发电厂，利用政府采购促进清洁能源，将气候变化置于外交政策、国际金融和贸易的中心。在上任的第一周，拜登发布了两项行政令，以全政府的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其次，拜登承诺将继续推动1.9万亿美元的新冠纾困计划，该计划包含一项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包括在清洁能源优先项目上大举投资，如建设“零碳”电网。近期得克萨斯州电网在严寒中崩溃，这可能进一步推动对电网基础设施的投资。

再次，美国许多州正在继续采取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在美国联邦体系中，州政府和市政府对电力系统、建筑、城市基础设施、运输和公共交通等排放源拥有巨大的权力，这也是地方政策能够为实现美国的排放目标做出有意义贡献的原因。

 

但问题是，尽管国会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行政权力和各州行动可以取得一些成就，但仍不足以实现到2030年减排50%的目标。要达到这样的规模，国会需要通过更全面的气候立法。尽管民主党如今掌控着参众两院，但如果没有共和党的支持，将难以通过有意义的气候立法。拜登需要与国会中的中间派（此前他们未支持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严格限制）达成交易，否则，他将发现自己的气候政策工具箱可能无法应对挑战。一些活动人士认为，民主党人可以在没有共和党人的情况下，通过“预算协调”（budget reconciliation）程序，来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电力脱碳标准，但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方法是否能通过国会的审议，或获得所有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

推动拜登作出选择的是今天美国气候政策中的基本张力：一方面，为了实现宏大的碳减排目标，确保政策的延续性，需要全面的新立法，而这离不开国会共和党人的合作；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源于日积月累的排放，要避免严重的气候影响，没有足够的时间等共和党人“觉醒”并寻求渐进的解决方案。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可能“回来”了，但要兑现这一承诺，白宫和国会必须各尽其责，不仅需要行政部门和各州采取行动，还需要国会两党开展合作。为了应对气候危机，拜登政府既要有雄心又要可信，首先承诺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约50%，然后通过跨党派合作来完成这项工作。

文章来摘译自《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文章On Climate, Declaring‘America Is Back’ Doesn’t Make It So，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主任、曾任奥巴马政府能源高级顾问的杰森·博道夫（Jason Bord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