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也对话宝碳：构建多方协同的碳交易机制到底难在哪？
2022-06-26 甲子光年
易碳家
随着“双碳”相关政策不断颁布、落地，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愈发重要。作为被《京都议定书》所倡导的重要降碳合作机制，自2011年开始，中国就不断在全国各地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到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交易市场正式开市，中国已努力十年。
作为最核心的市场化减排机制，碳交易机制能有效激励减排成本相对较低的企业发挥优势，深耕绿色项目，并将多余的碳排放权出售，由此获益。同时，灵活的市场机制也能帮助减排成本较高的企业通过购买碳排放权来降低碳排放达标成本，实现共赢。对于那些绿色转型自驱力不强的企业，碳价带来的碳排放成本同样能很好的倒逼高排放企业进行绿色升级。
从理论上看，运行正常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确实能很好的实现“削峰填谷”，对此，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通过价格信号的引导，健全的碳交易市场完全能实现碳排放权的优化配置，从而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引导资金流动。
但目前，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尚存在两点障碍。其一，地方碳市场纳入全国碳市场的时间未定，其二，全国碳市场纳入其他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节奏未定。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与地方间、行业与行业之的市场化协同能力难以保证，碳排放权交易难度较大。
因此，为了明晰建立多方协同碳交易机制的痛点与难点，助力中国碳市场发展进程，预见中国碳交易市场的未来趋势，6月10日晚，优也董事长&创始人傅源与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CEO朱伟卿以直播的方式，就《多方协同，绿色金融》这一主题展开对话，深入探讨了“构建多方参与协同的碳交易机制”这一话题。
1.中外碳市场的机制与格局
碳交易机制发展迅速，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共同推动，目前国际碳市场的状况是怎样的？
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CEO朱伟卿：目前全球一共有29个碳交易市场，这些碳市场，包括中国在内，都属于2005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框架之下。这个框架形成了“清洁发展机制”，要求发达国家必须强制减排，发展中国家努力减排，对发展中国家较为友好，有一定补贴机制。而在全球范围内，欧盟碳市场最为成熟，交易量也最大。
碳交易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之一就是巴黎协议签署，共197个缔约国给出了自主减排目标。不论是以碳税的形式推进，还是依靠碳交易的市场机制，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共识。至此，国际市场可以分成两类：其一是强制控排的合规碳市场，截止到2021年，全球29个碳市场共涵盖了158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6%。其二是自愿减排市场，主流产品是核证碳标准（VCS）体系下的碳资产。到2020年，全球共有近1亿吨的自愿减排量得到履行，到2021年，全球交易金额逼近10亿美元大关。
欧洲碳市场之所以发展最为成熟，是因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05年到2007年，第二阶段是2008年到2012年，欧洲在这两个阶段的状况与我国目前的情况非常相似，都处于发展早期。此时高排放企业所获得的碳排放额度以免费分配为主。至于第三阶段，碳排放份额交易则以拍卖为主。到了第四阶段，也就是当下，碳市场发展逐步稳定，因而在2019年时，政府启动了名为市场稳定储备的市场平衡机制，主要用于政府回购碳指标，保证碳市场供需平衡。
在发展早期，欧洲碳市场的换手率非常低，只有4%，今天中国市场的换手率也大概如此。目前，欧洲碳市场走向成熟，其换手率便提高到了417%。截至目前，欧盟碳市场的整体交易量已达到了1690亿欧元。
能介绍一下国内碳市场目前的情况吗？
朱伟卿：中国是目前最大的碳排放国，非常有担当。2020年9月22日，中国正式宣布3060双碳目标，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在这一框架下，2021年，中国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正式形成。作为一个推动生态目标实现的重大工具，中国碳交易市场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始于2010年。这一年，中国正式引入碳市场，开始在7个相对发达地区进行试点。当时共选择了2038家地方高排放企业率先加入碳市场。
2012年，中国发布第一个针对碳交易市场的文件，叫《中国自愿减排暂行管理办法》，这个管理办法出台以后，绿色、低碳、清洁的项目类型就此明晰，许多新能源、碳汇项目都开始跑马圈地，去开发自愿减排量指标（CCER）。到了2013年，也是业界所称的中国碳交易市场元年，全国共有7个地方交易所正式开张。相关试点工作一直开展到2017年，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布局进程才正式启动。
经过整整四年的筹备期，去年7月16日，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正式开放，之后会进入到深化发展阶段。全国碳市场目前共纳入了8个高排放行业，如电力、钢铁、水泥、化工、有色、造纸等等，减排工作量极大。所以这些行业是分批进场，去年第一批纳入的是电力行业，作为排放大户，其碳排量接近全国排放总量的一半左右。到了明年，水泥、电解铝、钢铁也会进场，到2025年，8个行业将全部进场。在这样的基础上，除了现货市场，期货、衍生品等也将逐步发展起来。
碳市场的交易机制是怎样的？碳交易所如何判定所谓碳金融服务？
朱伟卿：以电力行业为例，全国共有2000多家电厂被强制进入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而政府首先会对这2000多家电厂进行整体排查摸底，调查其排放总量，去年核算的结果是45亿吨排放总量。在此基础上，政府会结合企业设备情况、燃煤情况以及电网的排放因子系数套入公式计算，得出减排基准线。
在基准线以下的电厂设备相对老旧，排放量更高，能效更低，减碳工作做的不好，所以从政府手上获得的碳配额会比较少。在这个情况下，电厂要想完成减排目标，要么拼命地减排，通过技改达成目标，要么就去购买指标。
而基准线以上的电厂，相对来说已经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节能减排，设备更先进，排放更少，因而政府分配的碳排放配额就更高。电厂把这部分富余的配额卖给缺配额的电厂，就形成了完整的交易过程。
除了买配额，电厂还可以买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CER）。国家前段时间发布的管理办法明确，CCER主要用于支持三大类项目，即风光电、碳汇等降碳项目。需要注意的是，企业购买CCER的比例不能超过自身排放总量的5%。所以，如果企业仅凭购买CCER依然无法达到减排标准，就只能购买配额。
所以CCER与碳排放配额两款产品是互相补足的关系，CCER作为补充的抵消机制，其价格与碳配额价格强相关，基本在碳配额价格的90%左右。这其中就蕴含着巨大的套利空间，市场化机制十分明显。因此，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市场化工具，倒逼高排放企业转型，实现产业的绿色升级，另外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过市场化机制，鼓励更多企业投入到绿色减排项目中去。由此，政府可以做到碳排放控制与市场发展兼得。
朱伟卿：目前碳配额的开户主体只能是机构，碳配额也分两种，一种是地方碳配额，流动性较差，不可以跨区域交易。另一种是全国配额，这个配额政策上允许控排企业、机构乃至个人加入，但因为市场刚刚开启，所以截止到目前，只涵盖了2000多家企业，主管部门明确表示，今年争取让更多机构参与进来，并在未来真正允许个人参与。
现在很多企业面对控排压力，有的甚至影响到了生产经营，所以企业就会考虑通过建设光伏电站来产生自用绿电，甚至是卖给别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径。
中国碳价格的走势与碳排放权交易量大概是怎样的？
朱伟卿：自去年11月份开始，我国碳交易价格直线上升，因为去年11月就是我国降碳第一年的履约时间，这种现象可以侧面地反映出控排企业初次参与全国碳市场的稚嫩，缺乏经验，对价格走势缺乏预判，所以只能集中到11月份去完成履约。
我国去年的碳排放交易量大约在17亿吨左右，成交金额在76亿元上下，听上去比较少。其背后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是机构还没能加入碳市场，这部分交易量是潜在的，其二是市场刚刚开放，企业以履约为主，以投资目的做碳交易的企业很少，因而换手率只有13%，这也导致了交易量较低。中国碳价格在开盘时是48元，到今天，碳价涨到60元左右，始终保持增长态势。
朱伟卿：我举例说明，去年，我们有一个经营中型电厂的客户，在为他做碳排查时发现，其公司今年有30万吨的碳排放缺口，无论如何都弥补不了，只能购买碳配额。这时我们就劝他，趁碳市场刚刚开盘，碳价只有四十几元，迅速入手完成履约。
但这个客户由于缺乏经验，并不着急，反而想等更多配额释放时再买，结果到了12月13号，离履约日期只有两天时，他才开始着急，委托我们购买碳指标。但此时碳价已经涨到68元/吨了，这种现象侧面反应了市场尚不成熟、缺乏经验的状况。
经历了第一次履约，企业肯定会变聪明，会根据自身碳排放状况提前规划经营生产，并预测碳价市场，提前做好履约策略。比如自己的碳指标，可能今年够用，明年不够用，那企业就会趁碳价较低提前购买。
对比国际碳价，中国的碳价处于什么水平？如果接轨国际，我国碳市场还会有什么发展趋势？
朱伟卿：欧盟碳价目前是每吨95欧元，相当于人民币800元左右，非常贵。北欧采用的是碳税机制，价格要更贵，在1000元左右，日本、韩国的碳价基本上也超过每吨30美金。中国碳价目前虽然从每吨40块涨到了60块，但相比其他国家还是差得太远。按照巴黎协定的设想，2030年，全世界会建成互联互通的全球碳市场，中国的碳价低，肯定会被各国争抢。所以按照市场规律，国际碳价肯定会日渐趋同。
碳价差异会对我们的贸易格局有什么影响吗？
朱伟卿：3月份，欧盟理事会开始开会表决碳关税制度推进事项，这一表决在前段时间被否定推迟，并延迟到6月22日再次表决，导致提议被否决的原因就是快速推进碳税一定会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因为如果有国家要将产品出口到欧洲，就必须以欧洲碳价减去本国碳价所得差额的价格向欧洲缴税，因此中国碳价如果一直很低是不利于我国突破贸易壁垒的。而且碳价太低，本国企业也会缺乏减排动力。
所以中国碳价与国际碳价的差距保持在什么区间是最好的？
朱伟卿：我觉得任何东西还是要恢复到经济学本身，对于控排企业来说，技改或者购买指标一定是第一选择，尤其是技改。因为长期依赖购买指标来减碳不是长久之计，如果哪一天碳价像欧盟一样到了接近每吨1000块元，再去技改，就来不及了。
此前，气候司的主管部门领导曾给过碳的参考价格，他认为在200-300元之间比较合理，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控排企业减排的动力，另一方面可以真正激励那些绿色清洁的项目。比如一个100兆瓦的光伏项目，一年可产生10万吨减排量，如果碳价只有50元，那它一年的额外收益才500万元，吸引力并不大。但如果这个价格涨到200块钱，那一定会吸引更多资本涌入绿色减排领域。
碳交易肯定是要强制执行的，包括未来接轨国际也是如此，这个过程中会有什么挑战？
朱伟卿：我们的碳交易市场主要是控制8大行业，纳入所涉的10000多家控排企业，他们是碳市场的主要参与方。这一进程，机遇与挑战并存。第一点挑战就是企业要顺利、安全地完成履约工作，低成本的、高效率是企业最基本的刚需。这些碳排放规划对传统企业来说太新了，甚至连如何购买碳资产，怎样进行测算都不清楚。
第二个挑战就是碳资产管理，控排企业年初拿到碳配额，年底完成履约，其中的碳配额就是非常标准化的金融资产。现在一些主流的商业银行都非常认可碳配额资产，把这些资产拿去银行抵押贷款所需的利率也非常低，比如商业银行的绿色贷款利息就只有1.75%。技改成熟的企业如果能拥有富裕的碳配额，就可以通过碳交易获得额外收益，因此把这部分资产有效地管理起来是很有必要的，这就是所谓挑战与机遇并存。
此外还有减排的培训，这个对控碳企业同样重要，因为碳交易并非只要老板一个人懂就好了，它需要很多部门协同工作，需要高层、中层、执行层都有了解。因此，这种需求也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就是能力建设和培训市场。同时，对于控排企业来说，它一定要形成自己统一的碳账本，以此实时监测自己的碳排放数据，这就产生了信息化的刚需，这一点同样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2.用金融思维运作碳资产
一个企业要怎样才能摸清自己的“碳家底”？
朱伟卿：国家要推行碳市场，首先就要把碳排放数据进行精准核算，所以中国碳市场从试点到推广全国筹备了整整4年，这4年就是用来对全国各个碳排放企业做盘查，并以此分解国家的减排目标，划出减排基准线，制定核算方法。
结合国家的双碳目标，企业自身也要结合实际制定自己的双碳目标实现路径。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需要摸清自己的碳家底，在国家发布的碳核算方法之上，结合电网的排放因子与企业用电、燃煤情况，企业就会对碳家底有一个基础认识，并据此制定自身的减排规划，安全完成碳排放履约。
到了今天，中国的双碳目标要求一定会越来越高，这涉及到流程安排、风控与资产管理方法，企业一定要形成自己的一体化体系，未来，碳交易还涉及国际贸易壁垒的问题。为了清晰显示中国的发展状况，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中国质量管理研究院正式出台了国家团标管理体系，这个体系非常全面，涵盖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摸清碳家底，将排放数据有效、系统地管理起来。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有双碳目标，将设定的目标一步步分解，做风控、完善监督。另外两个板块主要针对控排企业和金融机构，即交易模块和资产管理模块，通过这两个模块的经营，企业的碳信用评级可以提升，也能借此从市场上获得更多的绿色资金。
想运营碳资产，企业要如何建立自己的队伍？
朱伟卿：市面上有各式各样关于“碳”的培训，因为碳资产运营牵扯多方面，所以对人才的要求很高，人才梯队的建设十分重要。我个人比较认可的培训，比如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的培训，就十分资深，它现在有一个像碳教育员一样的培训人员，培训内容不止是教企业如何进行碳摸查与碳交易结算，还会为受训者建立对整个市场的分析与洞察能力。
此外，他还会教受训者如何预测自己对碳配额的需求，制定碳交易策略，做好风控措施，普及法律法规，还会在培训时进行模拟交易。在通过培训与测试之后，学员才能成长为真正的碳交易员。此外，如北京绿交所，也会有碳从业人员的培训。因为各行各业都会涉碳，所以对基础能力的学习与了解必不可少。
碳交易市本质也是一个碳金融市场，8大行业全部进场能涵盖100亿吨碳排量。按照今天的碳价，成就的现货市场高达6000亿元，当中一定会有很高的周转率。现货就已经是个万亿市场了，再结合期货、衍生品，市场规模可超万亿。最近工信部有一个非常高级的课程，关于碳金融，这个课程也非常有价值。
对于数字化进程，如何一步步操作，有何洞见？
朱伟卿：我个人认为数字化的需要是极其庞大的，10000多家控排企业都需要数字化，否则就做不到能源优化管理，而且也能为日后的国际贸易做准备。
所以一方面，我相信大型的控排企业一定会本地化部署其信息系统，从而对能耗做统一管理，实时监测排放情况。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现货市场还处于早期阶段，所以只有少量的碳配额交易，能在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挂牌交易。之后碳交易量上涨，一旦超过了10万吨，交易者就必须要在下午1点到3点走大宗协议转让。
这个时候，有一个信息化SaaS平台来进行服务就很重要了。包括用碳资产去银行做抵押贷款，整个流程、风控等复杂事项都可以通过信息化的SaaS平台来完成。这样的市场非常庞大，不管是需要量身定制，还是说需要一个通用平台，都存在巨大的需求。不仅是控排企业，还有减排项目，都希望有这样一个平台，通过物联网采集排碳信息。
对于减排企业你有什么样的洞见？
朱伟卿：减排项目可以获得CCER指标，包括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也包括森林碳汇。CCER的审核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签发的流程，首先是各种类型的项目，其国家标准都不同，这就需要专业的机构对项目进行评估，并通过第三方进行核定，目前全国一共有12家官方审定机构。
此外，CCER指标还具有生命周期，国家认可的周期是21年，比如2015年的项目，现在去申报，就可以把过去7年的历史减排量一次性签发出来，接下来的14年，只要项目没有倒，就还可以继续申报签发，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我们在新疆有一个50兆瓦的风电项目，一年减排量大概在8万吨左右。按今天60块钱／吨的碳价来计算，一年可以有468万收益。如果碳价进一步上涨，达到几百元的规模，这笔收入会更加可观。此外我们还有一些光伏项目，同样在50兆瓦左右，减排在4到５万吨上下，收益同样可观。
这些收益，如果能追溯十年历史量，那增长也是非常巨大的。过去可追溯，未来可持续，由此产生的减排量指标非常大，企业妥善经营，既可以把未来的碳收益权提前卖掉，也可以此做融资抵押，都非常有价值。
控排企业与减排企业能直接就碳配额、CCER进行交易吗？还是必须通过交易所进行金融交易？
朱伟卿：企业的所有碳交易必须在交易所完成交割，不允许私下交易。目前CCER作为抵消机制，确实可以把它当作碳履约辅助产品，但一定是和碳配额机制相配合的，两个产品谁都离不开谁只不过后者更加主流。
从收益的角度讲，CCER对于减排企业重要么？
朱伟卿：之所以CCER签发流程如此复杂，主要原因就是需要在CCI项目中做一个额外性论证。所谓额外性论证就是对投资回报率较低的环保项目进行碳资产补贴，用于激励环保项目发展。随着项目中组件、逆变器等零件相对成本的不断降低，项目投资回报率升高，就会导致项目无法通过专家的额外性论证，也就无法拿到补贴。
这就是为什么有大量新能源项目急于申请CCI项目，因为一旦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得到突破，企业就无法再将减排量变成CCER。不只是新能源项目，碳汇也是一样的。并不是随便有一片森林都能计算成碳汇，它必须有一个从无林地向森林转化的过程，因此原始林不在统计范围内同时经济性作物，比如苹果树，苹果本身就是拿来卖的，这种森林也无法通过额外性认证。只有非经济作物可以，且对树种要求很高，最好是乔木类的中幼林，满足要求才能带来收益。
3.以三大业务板块发力绿色金融
很多人谈绿色金融都会感觉这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具体涵盖的范围是什么？、产品、参与方都是谁呢？
朱伟卿：绿色金融确实非常宽泛，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其核心产品，即碳金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有强烈的市场需求。宝碳的经验主要是帮减排企业和控排企业盘活碳资产，做好风险对冲与规划。
目前市场上比较主流的碳金融产品包括抵押贷款，即用碳配额或CCER做抵押物获得贷款。第二种就是碳资产的掉期，主要作用在于风险对冲，这个也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第三个是碳资产回购，很多企业急于进行短期融资，如果靠银行进行抵押贷款，则操作流程太久，这时就需要进行碳资产回购。此外还有碳资产出借、碳账本管理等。
值得一提的是碳资产的远期合约，目前有很多资本希望购买碳资产，但买不到现货，于是就可以和减排企业签订远期交割协议，约定好一个价格，在未来某一天进行碳资产交割，这个需求也非常大，同样是风险对冲工具。
第六是碳资产收益权融资。因为CCER每年都能产生减排量，只要项目稳定，收益权就比较稳定。一些光伏企业就我们沟通，说他们未来每年都会有10万吨CCER，眼下又急于用钱，所以希望把未来几年的收益权都资产证券化，拿到一部分资金，这也是一种创新的碳金融模式。
第七项是碳交易市场相对主流的产品，运用最多，就是碳基金。因为有很多个人与机构无法参与碳交易市场，就只能委托专业机构作为基金管理人去管理相关资产。
宝碳精耕碳金融领域多年，可以介绍一下宝碳吗？
朱伟卿：上海宝碳成立于2010年，而中国碳交易市场也差不多是在2010年正式启动，因此宝碳可以说是见证了整个中国碳交易市场从0到1的历程。宝碳主要有三大业务板块，第一个是咨询，在碳交易的行业中，许多企业都会有减排的需要，所以提供咨询是我们的第一个深度服务手段，包括但不局限于帮企业制定双碳目标实现路径、进行减碳能力建设、做好碳数据排查等等。
第二个板块是金融，碳指标是一个标准的金融资产，能促进整个市场的流动。这个板块我们分为两个子板块，其一是与大型金融机构合作，发行其金融产品，其二是碳金融服务，帮助企业管理碳资产。第三个板块是宝碳的核心战略板块，即科技板块，这个板块源于企业巨大的碳数据管理需求。宝碳拥有一整套自研的数据系统，能帮助企业实时了解自己的排放情况，并据此进行碳交易。
在碳金融服务商，宝碳出发的很早。2014年，我们发行了全国首个碳基金与首个碳信托产品，而后又与银行合作，完成了全国第一例碳质押交易。宝碳布置帮助绿色企业管理、开发碳资产，宝碳自身也持有碳资产。因而宝碳目前的市场份额相对较高。
宝碳有什么具体的碳金融落地案例吗？
伟卿：比如我们在2016年时曾发行了古莲碳中和一期的碳金融产品，因为彼时正是碳市场发展的早期，规模尚小，是3000万的规模。该产品三年期的年化是23.4%，收益率非常不错。这个产品相对比较简单，我们作为管理方去募集资金，凭此持有CCER与碳配额资产，在碳资产的自然增长下实在收益率的提升。
2020年时，我们又发行一个产品，此时双碳政策正式推行，一切发展的很快。这个产品我们是在年初退出，因为碳交易市场的逐步发展，所以这支产品的收益率非常高，达到了45.7%的年化。去年，我们跟一些主流的金融机构进行合作，比如中航信托，我们一起发行了信托产品，其净值已经突破了1.44，年化超过了40%。
4.互动问答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如果碳排放总量不增加，国家对碳排放的管控是不是要开倒车？碳交易及相关衍生金融产品的空间会不会下降？
朱伟卿：许多人都认为经济下行会增加碳排放管控负担，但我个人的观点恰恰相反。中国在给这些控排企业做测算、设定目标时没有用历史法，我们并不是和历史过往的情况做对比来判断未来，而是运用基准法，通过试点来判断基准线，助推产业升级。在这一背景下，传统企业如果排放高、设备老旧，拖了行业后腿，那就必须要惩罚，这是基准法的好处，不至于开历史倒车。
我觉得碳交易市场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因为中国是一个石油依赖大国，要保证能源安全，首先就要摆脱化石能源，这样我们才能更有话语权。碳市场的繁荣趋势不可逆，不管是贸易战还是其他问题，都无法阻碍大势所趋，这也是期货变化的逻辑，只有掌握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方向，才能掌握经济发展权。
不同地方的碳交易所之间会有机制差异吗？
朱伟卿：全国统一碳排放交易市场会强制纳入8个行业，分批进场，去年第一批是电力行业。而有些行业还没纳入到全国市场，比如水泥钢铁，这种情况下，不能说没有纳入到全国市场就不用做减排工作了，所以就要依靠地方试点交易所完成履约。八大行业全部纳入，我想要到2025年，所以我相信地方市场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一直维持着。
影响碳价的因素有哪些？
朱伟卿：最核心的因素是节能减排成本，只有涉及成本，企业才会真正去考虑购买碳配额或者CCER。其次是市场规模，有多少需求量，核算方法是什么，由此判断碳价走势。第三个就是涵盖机构数量，碳排放权流动性强弱，这些和碳价上涨速度相关性很大。
有人说碳金融本质就是金融衍生品，只不过带了双碳的帽子，对此你怎么看？
朱伟卿：我认为金融只是工具，数字化也是工具。工具的本质在于运用，在于实现市场的高效发展。碳金融不仅仅是带了一个双碳的“帽子”，它的核心作用是帮助市场增强流动性。
中国碳市场如何能做到有序且高效的运转？
朱伟卿：碳市场是很复杂的，它从发展走向成熟需要慢慢积累，这是分发展阶段的。像现在是早期市场，在2030年碳达峰之前，人们更关心的是高排放企业如何减排。下一个阶段可能要到2030年以后，直到碳中和之前。这就需要我们发展负碳技术。
随着2025年八大行业全部进入碳市场，碳金融的需求也会激增，因为碳价格的发行机制一定需要金融工具来促进，这个时候会多一些碳的金融创新。再往后的话，要对上万家企业进行碳核算，就不可能依赖人工，因为这样不可持续，成本太高，所以就会产生很多数字化大数据互联网平台。
所以碳市场要一步步发展，一方面需要技术革新，一方面需要人才孵化，同时还需要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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