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国参与国际CDM机制受限，开始筹建国内自愿减排碳交易市场。2012年之前，我国企业主要通过CDM（清洁发展机制）参与国际碳市场。但是，随着欧洲经济低迷以及京都协议书第一阶段的结束，CER价格不断下跌，CDM项目发展受阻。在此情况下，2012年我国开始建立国内的自愿减排碳信用交易市场，其碳信用标的为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2015年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上线，CCER进入交易阶段。2017年，CCER项目备案暂停，存量CCER仍在各大试点交易。截至2021年4月，国家发改委公示的CCER审定项目累计2871个，备案项目861个，进行减排量备案的项目 254个。

 

　 签发流程：由最初的项目识别、项目审定、项目备案与登记、减排量备案、上市交易及最终注销六个阶段构成。

 

　　 减排量计算：采用基准线法计算。基本的思路是：假设在没有该CCER项目的情况下，为了提供同样的服务，最可能建设的其他项目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去该CCER项目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泄漏量。

 

　　 项目计入期：计入期是指项目可以产生减排量的最长时间期限，项目参与者可选择其中之一：固定计入期（10年）和可更新的计入期（3×7年）。

 

　　 抵消机制：过往不同试点碳交易所抵消机制有区别。今年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规定，重点排放单位每年使用CCER清缴比例不得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5%。

 

随着全国碳排放权市场的开市，配套的CCER重启受到广泛关注，由于CCER机制对于减排行为（项目）赋予一部分资产，实质上形成一种补贴，对于增强新能源、电能替代、碳汇等行业收益预期有明显的效果。

 

从2021年初开始，生态环境部门以及各环境交易所多次放出信号，CCER最快可能在2021年底或2022年初完成。但时至今日，CCER重启计划和相对应的规则尚未有确切消息传出。

 

由于CCER设置的抵消比例较小，当前各方倾向比例约5%（全国第一个履约期CCER按照该比例进行抵消）。未来全国碳市场扩容至八大控排行业后，按照5%的比例粗算，年CCER需求约3.5-4亿吨，依照2021年CCER价格，将形成150亿规模的交易市场。但分散到各个减排领域，则显得非常有限。

 

对于新能源行业，进入CCER支持范畴，按照当前减排因子，4亿吨CCER仅够支撑5000亿千瓦时电力。而更符合绝对减排的森林碳汇，每年也能产生3亿吨或更多CCER，很多机构对于林业碳汇潜力预测已远超4亿吨的额度。

 

至于能效提升、电能替代和甲烷利用等项目，每年也能开发出大量的CCER。而CCER供给过多，将会造成价格下降明显，就需要进行取舍，选择减排效果最佳的行业加以支持。

 

如果CCER项目都是负碳项目，就可以放松抵消比例限制，在碳排放和碳汇之间进行整体平衡。

 

截至2017年，已形成各类方法学十二批202项。很多能产生减排的项目或行为，细节已经具体到了某一项降碳技术特定场景的应用，比如：水泥等行业熟料生产增加无过程排放的添加剂、单循环转为联合循环发电；污水处理中改善流程降低排放；建筑住宅楼应用可再生能源发电。

 

那么这些细节将导致不同的问题：

 

重复严重。不完全统计仅可再生能源发电相关的就超过7-8项，照明节能超过6项，生物质替代、甲烷利用等均超过10项；

 

大部分方法学应用于电厂、建材、石化等企业内部工艺改造，由于这类型企业大部分会纳入碳排放权市场，减排效果已反映在最终排放的降低上。

 

随着各行业环保要求趋严，原来采用的行业排放基准值已大大降低，很多工艺流程改进已在各行业标准生产中体现。

 

计量困难，各方法学是具体减排技术在非常细节的场景应用，具体减排效果通过近似计算居多，且均是基于基准值的减排量，基准值确定很难，所以计量很难做到精确。

 

由于CCER资产对于项目是额外收益，具有一定补贴性质，其利益驱动性强；而技术层面相对于原基准的减碳量的计算本就基于较多假设，细分场景的众多及专业性超出了核查人员的能力。

 

虽然节能量相对减排量更容易测量、计算，但仍然带来众多的数据造假和骗补的问题，以至于合同能源管理补贴黯然出局。如果CCER减排资产的确定仍保留如此大的复杂性和人为裁量空间，其最终结果可想而知。

 

虽然CCER是减排企业与碳市场的接口，以实现碳价更大范围传导，促进减排行业发展。但仍存在其他碳价传导机制，绿电就是重要的一项。

 

新能源绿色价值的体现可以通过开发CCER资产即体现在资产侧，且CCER支持空间有限且容易形成折价；而通过企业购买绿电（绿证），在实际减排核算中进行扣除，即在负债侧直接体现，能够更加公允，且不受抵消空间限制，不会造成折价，更适合正在大规模发展的新能源等可再生能源品种。